工作没有贵贱之分

□武汉 李丽芬

现在好多孩子们都不知道，我们年轻的时候有个“知识青年下放农村”的政策，即中学毕业生到农村去锻炼几年，与农民打交道，学会插秧割谷等农活。这样可以让城里的年轻人知道农民的甘难苦愁，粮食的来之不易。

我是1974年高中毕业后下放到一个林场。当时十八岁的我戴着大红花站在去林场的卡车上，母亲站在路边流下了眼泪。后来，国家又颁发了“两个孩子下放一个，父母身边留一个子女”的文件，父母亲把我从农村转回工厂，第二年高中毕业的弟弟下放农村了，我成了“留在身边的子女”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，父母从纸坊迁到汉口部队干休所，而我已经结婚生子，不能随父母一同前往，一时间万般惆怅。本着“人往高处走”的信念，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，我和老伴终于调回武汉某央企卫生所。又过了五六年，企业效益下滑，卫生所撤销，我与老伴沦为“内退职工”。单位发给我们的内退生活费完全不能应付日常生活开销。“打虎还要亲兄弟”，我的哥哥帮助我们取得办诊所的营业执照，老伴成了诊所法人代表。

调来武汉之前，我是医院护理部负责人，老伴是医院科室负责人，都是小有成就的医务工作者。但社会上的无证小诊所的一些不良所为，使百姓们对小诊所的印象大打折扣。

我们迈着艰难的步伐，慢慢地打开了局面。但我总觉得办诊所失去了在医院上班的那份高贵。比如在医院看病，患者不敢还价，而在诊所，我们收费已经很便宜了，个别患者还要还价，甚至赊账！在医院工作，下班后是我的自由，而在诊所，我们晚上睡到半夜时会有人站在楼下冲着我家窗户大喊，让我们下楼看病打针。这搞得我欲哭无泪，仿佛是被他们牵着鼻子走。一时间我真后悔不该从医院调出来，不然也不会干这种工作。

然而，我们赢得了广大群众的信任，每天总有人来就诊，既给患者解除了病痛，又为家庭赚回了生活费，也不需要老父亲每月用他的离休费来补贴我们了。人呀，有时候真的要被“逼出来”。现在我和老伴都退休了，生活也安稳了。可在红钢城开了十几年小诊所的历历往事萦绕在心头。我们怀念那些淳朴的乡亲四邻，他们那种对我们抱以期待、信任的眼神时常浮现在眼前。

现在，我觉得工作没有贵贱之分，我们开小诊所和大医院一样高贵，是一种内心的高贵。